于丹，也是受害者

从6号开始，只要上网，哪个网站的首页都有于丹“伦敦撒泼”的文章，其中，批评于丹的居多。

于是，想替于丹开脱一下。这就想到于丹红火那阵就想写的文字：于丹是受害者。

我和写“为于丹老师在伦敦的行为喝彩”那位作者一样，在听别人介绍了几句于丹之后，觉得自己再去看电视或看她写的书，那肯定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所以，下面要说的话，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说于丹是受害者，有二重意思。

首先，是孔子老先生害了她。

当然，这个结论孔子老先生地下有知，一定是要喊冤的。可是，没办法，谁让他老人家弄出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两千多年来，皇帝们都是很喜欢这8个字的，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学者们都会按照皇帝的意思解读这8个字。其实，颠来到去解释了半天，就一个结果，“皇帝怎么说，老百姓就要怎么听，皇帝就是真理；父亲让儿子吃冬瓜，儿子就不能吃西瓜。”

孔子老先生如果在世，非跟我急不可，他老人家一定会说：“成同学，拜托，你能不能客观一点啊。你们有一个人解释过我说的话，有点靠谱，你怎么不拿出来说一说。”

我知道，不就是冯友兰前辈嘛。

他说，您老人家关于“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核心是“正名”。说您的正名是指“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孔子老先生，冯友兰前辈的解释，为君的都是不爱听的，他们都喜欢权力，不喜欢责任和义务。

再说了，您老人家当时并没有对您的学生说，如果为君者们不廉洁奉公，不承担责任和义务，怎么来解决。您又没有说，如果为君的不廉洁奉公，就让老百姓投票，不让他当皇帝。

赫赫，孔子老先生肯定郁闷坏了

“成同学，你还真抬举我，把我当成神啊，我乃一介布衣而已！我们那个年代，皇帝都是世袭的，当然，也有用武力把别人灭掉，自己当皇帝的，可你知道，我是和平主义者，如果一个国家内部，为了当皇帝，一波人用武力和另一波人打起仗来，倒霉的是我们老百姓，这种打仗，实际上就是兄弟之间打架，是左手打右手，我是坚决反对的。所以我说，君要行君道。而且，那会儿，我哪会想到‘投票’一说，你以为我能先知先觉？搁今天，我就会告诉我的弟子们：你们写《论语》时，一定要写 ‘一个人如果当了皇帝，每两年就得让老百姓给他投一次信任票，来检查一下，他是不是廉洁奉公。如果连续三次都没有过半数，就换一个人上去当皇帝。’就说这是我的原话，免得以后的人再随便解释。”

哈，孔老先生，您还真看得起您自己，您的学生要是真的把这句话写在《论语》里，你的《论语》早就被历代的皇帝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了，您以为皇帝们还会把您当成“圣人”？

本人可没有一点不尊敬您的意思，无论如何，我们是同行，您在教学上的敬业精神，都是值得每一个教师，每一个人学习的。

孔老先生，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8个字，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有才了。

它对两千多年来的历代皇帝们太有用了，他们想要专制，专制您知道吗？找不到理论依据，看到您这8个字，皇帝们偷着乐了，因为，您给了他们理论依据。您不是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吗？您的话，把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规则都是应该以公平为前提制定的，完全抹杀了。最麻烦的是，大多数老百姓们还认为您说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是对的。

哈哈，这下孔子老先生更郁闷了

“成同学，你能不能讲点道理。你怎么可以让两千多年前出生在华夏土地上的我必须明白‘人，生而平等’这个道理？

成同学，你想想看，就像那个叫冯友兰的哥们儿解释《上农》那样，我们那个时候，是重农轻商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土地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我们非得饿死不可。所以，土地上植物生长的规律，在我们看来就是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律。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根和主干，叶子怎么长出来？冬天，树叶是要掉光滴，为什么？为了保护树根和主干啊，叶子不掉完，和树干抢水分，那整个树都会死的，等第二年春天来了，叶子还要靠树根和主干提供养分、水分才能长出来，没有树根和主干怎么行呢？一个国家，皇帝就是树根和主干，老百姓就是树叶啊！

1000多年后，北宋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一开始就说，‘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根本。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他把我的思想总结得很到位哦”

唉，孔老先生啊，您怎么一点逻辑都不讲，人类的社会生活能和大树的生长比较吗？人有思想，会交流，有人格，有尊严，大树有吗？人会走路、说话，大树会吗？这两者之间毫无相同之处，您拿大树的生长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不是乱弹琴吗？

这下，孔子老先生觉得好像是不能这么想问题，但是……

“成同学，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可是，两千多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逻辑，你让我怎么讲逻辑啊，你看我们写的东西，都是结论，没有论证过程的，我那个时候觉得，对一事物的认识，只要结论就行了，论证起来是很麻烦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就让学生们自己去悟好了，否则他们学什么呢？”

孔老先生啊，您老到好，您怕麻烦，不论证自己的观点，您知道吗，您把中国人害惨了，都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人，还都在学您的样子，说个什么问题，都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

我教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学生都不知道什么是“论证”。我举个例子，一个大学四年级学生，在他的毕业论文里写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制度是有缺陷的，比如，《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第20条规定，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可以不遵守已经作出的承诺。

学生在他的论文中就说，这个规则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个规定中，没有把哪些是“可用尽的自然资源”说清楚。这个学生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人家没有把什么是“可用尽的自然资源”说清楚，他就必须论证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规定清楚、具体；第二，如何规定（改进）才是清楚、具体的。不能就说一句“必须加以改进”就到此为止了。

您老看看，这种做法，是不是和您一样？我们现在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在您那儿那！

这下，孔子老先生的鼻子都快被气歪了。

“成同学啊，平心而论，你们现在的这些问题能推到我头上吗？你想想，我和你一样是个平平常常的人，只不过生在两千多年前。和你们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什么“平等、公平、逻辑”听都没听说过，想都想不出来。

我不明白的是，我在两千多年前说的话，还有老子说的话，写的东西，怎么就会成了“传统文化”，你们要把我们说的话当成“传统文化”也行，但是，能不能就像你们自己说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我说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你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现在，西方的平等、公平理念不是都传到我们华夏这块土地上了吗？人家好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学呢？

我说话，的确都是结论，没有论证过程，但都两千多年过去了，西方的逻辑，你们也早都了解了，为什么你们不改一改呢？

还有，我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首先要自己做好，才有资格要求别人。我这些话，放到现在也是没错的，可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现在有几个人做到的？

可你们现在的有些人把我说的一无是处，你们也不想想，两千多年前的我和你们现在有什么关系？你们应该检讨自己才对。

还有，最让我苦恼的，就是因为我当时说的话都是结论性的，所以，你们今天谁都可以来解释我的思想，可你们不是我，怎么解释都不是我的意思，只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再说，用你们现在的话说，我没有授权委托任何人来解释我的话。

谁想读我的学生写的《论语》，就去读原文，读不懂，慢慢悟，不喜欢，就不读。

那个叫于丹的人，她要讲论语，我没有办法不让她讲，但你们一定要分清楚，她讲的都是她的思想，不是我的，你们认为她讲的好，是在认同她，不是认同我。我在地下已经呆了两千多年了，没法出来告诉你们，她哪些说的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所以，她讲的，我一概不认可。”

孔老先生，您这些话，说的很对，不愧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

不过，于丹在伦敦“撒泼”一事，依我的浅见，是因为在她的认识中，她和那个翻译、工作人员之间的地位，有尊卑之分。所以，她才会对那个小翻译、工作人员耍大牌。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孔子老先生的头上，要检讨的是她自己。

我要说的于丹是受害者的第二层意思，是于丹自己害了自己。

我以为，于丹在讲《论语》之前，是一定要读一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的，如果于丹说她没有读过，那就是她的知识的积累不够，当代中国讲孔子、老子最经典的著作都没有读过，还讲什么《论语》呢？

如果于丹说读过，那么，她在伦敦“撒泼”，现在遭到大家的批评，实在是不为过的。

因为，冯友兰先生在书的一开始就写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重得多的东西。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于丹把自己当成了金岳霖先生说的哲学家了。她在大众面前表现出的是“内圣外王”的楷模。但她忘了，就像金岳霖先生说的那样，中国的哲学家必须以身载道，老百姓们就是这样要求“圣、王”的。今天，我们生活中的“王”就是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

而于丹并不想以身载道，她既要收获在大众面前的光辉形象，又要在现实生活中，有她自己个人自由主义的享受。

这是她的一厢情愿，所以，她把自己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