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缪尔森面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检讨

昨天，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萨缪尔森辞世了，享年94岁。此刻，我的心唏嘘着。

上周四，我在给研究生讲《WTO的贸易救济措施》问题时，还要求我们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一定要精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还告诉他们90多岁的萨缪尔森还健在。我在给本科生上必修课《国际经济法概论》课时，每周给同学们推荐的一本书中，第一本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我做的幻灯片里，我用了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结束语里的最后一段话话：

最后，我们可以像小马丁 路德 金那样说，我们也怀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就是东方和西方都可以利用市场显著效率，服务于人道社会的目的。

是的，理性将永远不会理解心灵所把握的理由。然而，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经济学可以把依据于证据的理性和来自与心灵的目的最好的结合起来。

1994年冬天，我用二周时间通读完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全文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看完结束语，更是被深深地打动了，第一次，我看一部非小说类的专业书时，落下了泪。

2002年，我再读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四版时，他在“财富的分配”这个小标题下写那些话，重重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经济权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财富，它是指对金融财产和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来源是财富所有权的不平等。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正是他的话，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国家在没有建立起对权力制约制度的情况下，就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各级政府把土地使用权卖掉（既在法律规定的时间里私有化）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后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

而政府下定决心这么做，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是有直接责任的。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写到

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

这是厉以宁80年代末期撰写的，被称为最能代表他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有人评价他书中提出的“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

厉以宁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主权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1]

让我极其纳闷的是：厉以宁怎么不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解决市场主体不能自主问题的唯一选择就是“企业体制私有化改革”吗？如果是，还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是“是所有的企业体制都要改还是部分企业的体制要改？为什么？”我不明白，一个学者，面对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大变革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居然连最基本的逻辑严谨都没有！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是包饺子，白菜馅不好吃可以换萝卜馅，一旦做出了选择，就不能回头了了，选择错了，为此买单的就是全国老百姓的幸福和利益。一个理论不做严谨的论证，就这么实施了。20多年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就是：私有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直接导致社会成员矛盾激化，后果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萨缪尔森关于财富分配的这段文字，在告诉我们，通过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力度，缩小今天我们国家贫富差距的作用是杯水车薪。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是否完整地认真地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肯求你们不要再制造误国误民的“理论”了！

曾经想过，有一天如果能见到萨缪尔森，一定求他在我已经翻烂了的他的《经济学》第十二版上签个名，现在这个愿望只能是永远的梦想了……